大宝饭店

感谢互联网，我现在可以一边吃西瓜一边看A-V。

要想心如止水，非得大量接触。

和尚说：道高一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一丈。

在我吃西瓜的时候，倒觉得这话反过来说也行。我又得道了。

真怀念原来的录象带时代啊。那么不清楚，给人以遐想无限。

“你还在写博客啊？”

“是的。”

“最近在写什么呢？”

“8-bit People里面的一些歌。”

这个老话，也有着特别明白又特别伤感的一面。

非得乱世，所有社会关系网都断裂得不行了，所有社会利益锁链都一团糟了，旧的压人的厚厚一层全长了毛了、酥了，英雄才能不被压制，才能破土而出，发挥自己的才能。否则就是没戏。

乱世出英雄，这个“出”字意思很深，它的含义里并不是“提供了机会”这样的概念，而是“非得如此不行”的概念。是必要条件。

有好几件事想写，最后落到手边，却是这样一段。

《赤壁》上部到底看了4遍。我认为它好，说服不了别人，但别人也说服不了我。我一直没能写清楚，现在总结起来，大概是因为起码它确实试图考虑到很多历史元素，至于做是否成功且不论，但总是考虑了。在这个前提下，诸葛亮即使选个肥胖而多须的人来扮演，在我看来也能忍受——谁又真的见过这个人的外表呢？

而《见龙卸甲》则大不同。赵云成了刘备招募的小兵，这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史实的路子来。

周末出差回来，又看了两遍《赤壁》。再看第4遍也不介意。

从商业片的角度，它比其他大片的节奏感都要好，讲的故事是紧凑的。从运镜的美感上当然谈不上多有艺术成就，但导演还是自有一套的，战斗场面好，有几个镜头的色彩非常好，使我立刻联想到王可伟的油画。音乐也合格。

从史实的角度看，是有一些硬伤，比如赤壁时期的孙权戴了个12旒的衮冕，还是红珠的，这个是错的。他继承乌程侯后的确易服，但不太可能利欲熏心要急着私造衮冕，另外旒为红珠是魏明帝改制来的，他就是戴也应是白珠。还比如马蹬，在那时应尚未发明。在女性服饰、兵器和人物上，也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蔡瑁是襄阳名士（他大姐还是诸葛亮的岳母），不太可能写错别字。另外观众质疑更多的，是它的阵法——但话说回来，对这些细节是否在意，在意到什么程度，也应放在电影自身的大规律上来看。电影它毕竟不是史学著作，它有自己的节奏和需要，也不能为了无限满足史实的需求而扭曲电影的规律。每个观众在这个问题上各有不同的认知底线。比如《见龙卸甲》，我看了就相当不舒服，没法在其中寄托自己对三国时期的某种意淫，究其原因，对人物的塑造我就不认可，其次才是服装道具上的。而《赤壁》于我而言，刚刚好。我脑海中的青年孙权、周瑜、诸葛亮，就是这样的。

电视剧《三国演义》我也始终不喜欢，本身就建立在演义上，又拍得极其拖沓，粗糙的地方好似小孩过家家。最致命的是，人物性格平板一块，孙权的阴、柔，周瑜的勇、雅，青年诸葛亮的城府与恻隐之心，都没有表现——即使表现了，也相当公式化。究其原因，并非全因当时的人力物力条件所限，主要还是与导演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有直接关系。

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若说文化素质，大陆人差得更远。“素质”代表的不仅是“学问”的高低，它还包括一种情感的感受能力。不乱扔废纸、不加塞儿、不乱吐痰，这说起来似乎是一种公德，但它们细究起来，又何尝不是一种情感能力呢？能考虑他人、能想到他人、愿意让他人能获得更好的环境，这是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长期教化的。

大陆才是文化沙漠。何止是沙漠，简直是个大垃圾场。

似乎扯远了，但又不远。我敢说吴宇森对三国时期的理解，是超过很多导演的。

奥运会即将到来。城市实行汽车单双号出行制度。这样一来，每天有一半开车的人都只能去打车，叫出租车成了难事，特别是上下班时间。各交通主干道均开辟了一条车道作为奥运专用道，一直延伸到郊区。所以车辆虽然少了一半，但仍出现拥堵的情况。

这两天在奥运专用道上尚未遇到有奥运专用车辆，只有在上面巡逻的警车，以及大摇大摆凌驾于所有交通法规之上的军队车辆。

我很喜欢吴宇森的《赤壁》，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很有历史的醍醐味。而我一直在寻觅的、如此贴近史实的三国时期的服装，也终于第一次出现在电影画面中。

三国历史时间短，经济又极凋敝，考古上也鲜有当时军装的发现。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及日本普及。

当然这个电影的一些细节还是被很多人笑话，或者说不喜欢。原因不外乎两个。1是普通观众的不喜欢，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没有研究，只留着对三国故事的一些混乱和表面化的“印象”，这印象来自小人书、评书、电视剧，基本是以演义为主。所以真的看到还原历史的人物性格塑造，特别是孙权、周瑜和诸葛亮，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还曾听有观众现场质疑，吴国的兵仅有3万，是不是太少了）

2是对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人的不喜欢，这些观众对电影里一些不合史实的情节、武器、阵法感到特别刺目。但电影终究是电影，这样大的投资，为了能兼顾东亚与欧美市场的口味，更为了兼顾“商业电影自身的规律”，出场人物最大简化、情节道具有个别不符史实处、阵法存在问题……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商业电影的局限下，其实都是难免的了。

至于“略懂”和“欲望使人年轻”这样的语言，也不必深究，即使你把对话都改成半文半白，于历史真实而言，依然不过是虚构——即便小说《三国演义》里的语言，也依然不是那个时代的语言——50步和100步而已。

我喜欢这个电影，我信任它。制作它的人，对三国历史的了解，比任何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名导演都要深入细腻。而且它带有导演和编剧自己对于历史的一种判断。

陈凯歌拍不出这样贴近现实的电影，他的成长过程决定了他思维的简单化和暴力化倾向。冯小刚是市侩之人，不懂。张艺谋骨子里的艺术品位也极粗俗，甚至不及冯小刚。圣洁的雅典奥运会上出现的那些光屁股拉二胡的女演员们，已经为他的品位做了很好的注脚。

在豫园吃南翔小笼包。

正吃得过瘾，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北方人。

男的40多岁，点菜，女的年轻，无聊，问服务生：“你们这里都有什么馒头？”

服务生：“我们这里不卖馒头。”

女（微嗔）：“你们招牌上不是写着叫南翔馒头店么？”

服务生：“馒头就是小笼包，我们是卖包子的店。”

女：“哦，那你们有（山东）水煎包么？”

服务生：“……没有的。”

这番对话听起来好象有人到全聚德烤鸭店点漳茶鸭或者麻辣鸭脖子。

前天夜里，我又一次从上海回来。

而第一次去上海时的情景，仍记忆尤新。一些场景、情境甚至光线，我都还记得，那些白天和夜晚。想不到时间已经过去8年有余。这期间的无数次的到访和离去，其中的顺序已渐模糊——我是说，某一个记忆，是在另一个记忆之前还是之后，我记不清了。但一些片段还都存在记忆中。

坐在飞机上，我望着舷窗外夜幕中的点点灯光，我很想知道那都是些什么灯。是路灯？装饰灯？航标灯？还是警示灯？我想知道那燥热空气中的每一个光源到底是卤素灯、白炽灯还是高压汞灯？我对此一窍不通。我想知道是谁安装了这些灯，当这些灯寿命截止时——这些数不清的星星点点的灯光——又是谁来更换它们。

我想象更换这些灯的每个不同的人的生活。

如果这么说听起来过于矫情的话，实际上，我最希望进入的一个地方，就是警察局的身份证查询系统网络，我要查一些人。我有这个兴趣。就像我毫不介意在墓地里挨个查看墓碑的细节一样。

大街上还是那么乱。大房子小房子密密麻麻像蚁巢。那些负责换灯的人、职员、司机、旅游的人、学生、老人、白种人、服务生……他们都是我眼中的背景。我闭上眼，连核子爆炸也不存在何况他们，我睁开眼，一切就都还在，可以异常重要，也可以毫无价值。

我坚信，一件芝麻大的事情，也可以是10颗核弹同时引爆的当量。

而即使是地球立刻爆炸了这样的大事，也不过尔尔。人生本来就了无意义。

在一个个体的内心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是平等的。区分大小、深浅，全凭一心。

http://hi.baidu.com/yuzhourena

任凭什么都使我觉得像秋天的感觉。

海飞丝我觉得更适合洗阴毛。

俗语云：“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好吧，我他妈的也去看了那个《功夫熊猫》。

里面有只年轻的母老虎，很招人喜欢。

我刚看到她，就想，为什么她是平胸呢？

过了两分钟，我想明白了， 因为根据老虎的第二性怔……母老虎的乳房并不长在胸口。

关于影片里的拳法，王师兄这里有细致的论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93bcb01009qah.html

第一个梦。他穿过厚厚的自动机器门，我看到他发胖的背影。

第四个梦。我和夫妇俩坐在一起，他妻子坐在我身边，而他坐在我身后。

第五个梦。几个人鱼贯而入。趁着天黑。

第十个梦。得到了爆炸的消息，我逃出来。然后整个竞技场都塌陷了。

第十四个梦。我们打开了头一个棺材，就像我们在DIABLO里做的那样。里面有一具骨骸，它手指上套着油腻的大戒指和手镯。我需要这些才能进到一旁的洞里。我捏着它们时想，我为什么要自报奋勇这样做？

第十七个梦。“这只不过是一堆落了尘土的旧病历，没什么值得看的。”“那是一个发霉的灶台，你绝不想去碰它。”为什么我不想去碰它？

完全不知道白天该怎么办，很焦虑。

最受不了的事之一， 就是听音乐会时有人咳嗽。

西方的古典音乐、歌舞剧与中国的传统戏剧不同，它需要人进入一种静穆的状态。乐章间的停顿、留白，并非无用，是和中国山水画的留白同样重要的，比音乐声响起时甚至更重要。

看芭蕾舞时像听京剧那样大叫一声“好！”也就罢了————最怕就是每当演出到了留白、停顿、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时候，观众开始嗽嗓子，“咳！”“咔！”关键这个咳嗽还心理传染，陆续大家都开始觉得嗓子眼痒痒。

我们的观众也不是不考虑别人。他们不在乐队演出最热闹的时候咳，大概觉得那样做很不礼貌，专等人家演完了之后咳，也算是礼仪之邦的一种“人心周到”。

再者说，中国历来空气质量不好也是事实。在心血管疾病（富贵病）夺冠之前，呼吸系统疾病一直是中国人健康的最大危害。有一次看芭蕾舞，有位先生，只要乐队一停，他就开始咳，每停必咳，咳声惨烈，几乎要把肺咳出来。连我也不禁可怜起他来。感人肺腑也不过如此吧。把肺都掏出来。

该咳的都咳出来了，现在只缺一样东西了——国家歌剧院应该在座位前配备一些痰桶，想来是非常符合国情的。

晚上临睡前拿着数码相机，看白天拍的照片，困了，就顺手把相机扔在枕边。

夜里醒了，突然有一种欲望，就是迅速拿起相机、打开闪光灯，对着房间里黑暗的角落拍一张照片。

最终没这么做。但是半朦胧半清醒的状态里，却在想，如果我拍到了房间空间外的什么内容，将是最使我恐惧的。

是额外的阴影？是孩子？还是一个坐在我和妻子之间的瘦骨嶙峋的女人的脊背和她披散下来的长发？

莫迪亚诺的4部旧作品再次集结出版了。这次他的译名被写作“莫狄阿诺”，长期保有两个译名，足见这个作家在国内影响力之小了。

上海三联书店新出的这套集子，都是莫的中、早期名作。但其中只有《星形广场》我未读过。其他3部——《夜巡》《环城大道》《暗店街》我都读过。这4个小说都是由李玉民翻译或审校的。我对他翻译的《暗店街》非常非常之不喜欢。

我心目里的完美译作，是译文出版社王文融的译本《暗铺街》。但似乎李玉民的版本流传甚广，连王小波假称在医院窗台上读到的那一本，也是李的译本。

医院窗台上能找到莫氏的作品？还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个病人留下的？这足见其是小说中的戏言了。中国人还有几个在读书呢？

大家都说，学写小说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入手练习——这头一句话是一点错没有。

但是还有一点人们往往忽略，其实越是选自现实生活的素材，越难以写成好小说。可以说非常之难。基本上跟你第一次拿到一样乐器一样，想吹出点旋律来，那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居里：“你在农场里看到了什么？”

慈禧：“白色的羊，白色的孔雀，还有兔子。”

居里：“兔子也是白的？”

慈禧：“我先看到两只兔子，觉得伊们好小。可后来我又看到一些更小的兔子，再回来看那两只兔子，才发现伊们已经好老了，老得像我的父母。”

居里：“如果把那些动物按你喜欢的顺序排列起来，你会怎么排？”

慈禧：“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居里：“别告诉我答案，记在心里。它们代表你的亲人。”

慈禧：“我好象还看到一只兔子，伊在哭。”

山德士大叔总说：“啃得鸡鸡者，则百事可做。”于是，他店里只卖百事可乐。他还说：“卖裆痨，好难听啊。”
山德士大叔的另一句广告词是：我们做鸡好（We do chicken right）。他自己做鸡好，是公认的，但在北京这样一个以做“鸭”而闻名于世的地方来说，山德士大叔的广告就像是个挑战行为了。

“动物世界改名为炸鸡世界，引发市民争议。”这是最近报纸的头条。因为KFC购买了动物世界栏目的播映权。连这个城市里最废物、最扯淡、最无聊的广播台103.9兆赫里也在组织大家发短信讨论这个事。

“这位朋友说了：炸鸡世界，这名字挺好，炸鸡不也是动物变的么？哈哈哈哈哈哈哈……”王夹一笑起来停不了。

“新来的尾号是914的朋友说了：诶我建议肯德鸡啊，可以把炸鸡两个字倒过来念——叫鸡炸世界不也挺好么！哈哈哈哈哈哈……”李莉笑起来也停不了。

小巴儿在出租车里想自己的心事，它第一次在电脑屏幕里见过了“玻璃心”，她是一条鱼，为了方便日常的生活，她不得不把自己的上半身封闭在一个透明的装满水的鱼缸里……

东白疃、西黑垡、北章客、东京、南王力、东三更生、王玛、野孤村、其中、一间房、求贤村、黄梁梦镇、三百户、八百户、后迤寺、上刁蝉、鸦鸿桥镇、勿恶沟、奶字房、彩和坊路，樊羊路……

自从我20岁起，我就一直为这首歌所着迷，更确切地说，是为这首歌的MV着迷。

它的每个镜头都似乎在说“人生如戏，万事皆空”这八个字。

现在有YOUTUBE了，不用费力满世界去找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BmL-7Y1kw8

我生活在一个“膜”里（每篇日记都以“我”作为开始，的确肉麻而SB）。

在这个膜里过生活，虽然有所谓“喜、怒、哀、乐、惊、恐、悲”的正常情绪反映，但从整体而言，我对日常锁事都不真的关心。

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的一切日常行为，都几乎是为构造这个世界而服务的。

但这未必是件好事。

特别是当你着迷于超越日常生活的某种奇迹和幻觉时。

超市里新出一种啤酒，塑料小瓶装的。一次喝不完可以把瓶子拧好，放回冰箱里，总不至于气儿都跑光了彻底喝出尿的味道。我已经喝了两箱了。

现在坐在电影院里看美国电影，总有一种全体成年人被按着脑袋看儿童片的扯淡感觉——而且是儿童编得很没生活逻辑的儿童片。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有时新闻里播报一个示范性的好消息时，最后记者总会写：当地村民（或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XXXXXXXXX（X字代表记者自己编的蹩脚顺口溜）。

今天，我在泰晤士报上同样看到了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再次体现了记者们编故事的水平之蹩脚。这位英国记者在采访天安门广场默哀人群后所撰写的快讯中，提到一位人群中的老大爷：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our flag like this,” said a 61-year-old man. “Before, thi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for us ordinary people. “But now, seeing the flag down for the people of Sichuan, we know we are all equal.”

——然而熟悉中国文化背景的我们都清楚，在这个场合，在这个情境下，没有一个中国人会说这样的话。

这正是蹩脚小说里作者为了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而要让角色所说的话。